风雨起大泽 楚国的复活——楚考烈王记事㊸

大泽乡的星火：陈胜吴广与“张楚”政权的建立

公元前209年七月，连续多日，一场罕见的大暴雨诡异地倾倒在泗水郡蕲县大泽乡。

这也彻底浇灭了一支戍卒队伍，按时抵达渔阳的最后希望。

按照秦朝严苛的法律，失期，法皆斩——耽误期限的九百名戍卒，将面临被集体处决的命运。

在这生死存亡之际，两个贫苦农民——阳城人陈胜与阳夏人吴广，决定不再坐以待毙。他们以“王侯将相宁有种乎”的豪言壮语，点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的燎原星火。

陈胜与吴广精心策划了一场“天意”的表演：他们将写有“陈胜王”的帛书塞入鱼腹，让戍卒们在吃鱼时偶然发现；又在夜间点燃篝火，让吴广模仿狐狸叫声呼喊“大楚兴，陈胜王”。这些在今天看来粗糙而滑稽的“神迹”，在那个蒙昧时代却产生了惊人的效果。

当陈胜、吴广杀死押送军官，振臂高呼“壮士不死即已，死即举大名耳”时，九百名走投无路的戍卒纷然响应，斩木为兵，揭竿为旗。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——大泽乡起义就此爆发。

江东子弟的复仇：项氏叔侄与楚国的军事复兴

当陈胜、吴广在大泽乡点燃反秦烽火的消息传到江东时，一对叔侄在吴中（今江苏省苏州市）暗中积蓄力量已经时日已久。

项梁，这位楚国名将项燕的第二个儿子，自父亲项燕兵败自杀后，便带着大哥项渠的儿子项羽离开家乡下相，来到会稽郡避难。

少年项羽曾发出“彼可取而代也”的豪言，显露出不凡的志向。

如今，陈胜、吴广起义的消息让他们看到了复仇的希望。

秦二世元年九月，会稽郡守殷通见天下大乱，想借助项梁的力量自保。

却不料，这给了项梁、项羽叔侄天赐良机。

项梁命项羽当场斩杀殷通，夺取郡守印绶，随后召集旧部，迅速拉起了一支八千人的队伍——这就是后来威震天下的八千江东子弟兵。

项梁、项羽率领这支军队渡江北进，先后攻下广陵郡（今江苏省扬州市）和下邳（今江苏省徐州市邳州市），沿途收编零散反秦武装，队伍迅速壮大至六七万人。

彼时，陈胜已死，反秦势力群龙无首。

一位七十岁的老人范增向项梁建议：陈胜败固当。夫秦灭六国，楚最无罪。自怀王入秦不返，楚人怜之至今，故楚南公曰“楚虽三户，亡秦必楚”也。今陈胜首事，不立楚后而自立，其势不长。今君起江东，楚蜂起之将皆争附君者，以君世世楚将，为能复立楚之后也。

项梁采纳了这一极具政治智慧的建议。

在民间找到楚怀王的孙子熊心，拥立他为新的楚怀王，建都盱眙。

这一举措意义重大：一方面，它满足了楚人对故国的怀念之情，使项氏军队获得了正统性；另一方面，它也巧妙地将各路反秦力量纳入楚国的旗帜之下。

正如司马迁所言：“项梁然其言，乃求楚怀王孙心民间，为人牧羊，立以为楚怀王，从民所望也”。

拥立怀王后，项梁继续西进，在东阿、濮阳等地连败秦将章邯，声威大震。

然而，胜利冲昏了项梁的头脑，他在定陶轻敌冒进，结果被章邯夜袭身亡。

项梁之死使楚军陷入危机，项羽、刘邦被迫退守彭城。

就在这危急时刻，项羽迎来了他军事生涯的巅峰——巨鹿之战。

章邯在击败项梁后，转而围攻赵国的巨鹿（今河北省邢台市巨鹿县）。

楚怀王任命宋义为上将军，项羽为副将，率军救赵。然而宋义在安阳滞留四十六天，企图坐观秦赵相斗。

项羽愤而斩杀宋义，夺取兵权，然后作出了壮烈的决定——只带三日粮，誓与秦军决一死战。

项羽亲率楚军渡过漳水后，命令士兵砸碎炊具，凿沉船只，烧毁营帐，每人只带三天干粮，以示不胜则死的决心。

此为破釜沉舟。

这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战术产生了惊人效果：楚军将士以一当十，九战九捷，大破秦军，杀死秦将苏角，生擒王离。

当各路诸侯军前来救援时，只见楚军战士“无不以一当十，楚兵呼声动天”，吓得他们“人人惴恐”。战后皆膝行而前，不敢仰视项羽。

巨鹿之战后，项羽实际上已成为诸侯联军的统帅。章邯在内外交困下率二十万秦军投降项羽。

然而，项羽随后在新安城南坑杀二十万秦军降卒，只留下章邯、司马欣和董翳三人。这一残暴行为虽然消除了内部隐患，却使项羽失去了关中民心，为其日后败亡埋下伏笔。

项氏叔侄的崛起，标志着楚国军事力量的全面复兴。

从八千江东子弟到诸侯联军统帅，项羽用短短三年时间完成了对秦帝国的致命打击。

然而，这位“力拔山兮气盖世”的盖世英雄并未意识到，真正的对手不是已经投降的秦军，而是那个正在悄悄壮大的沛县亭长——刘邦。

沛公的崛起：草根英雄与楚国的政治延续

当陈胜在大泽乡起义、项梁在会稽起兵时，在沛县（今江苏省徐州市沛县）的一个小亭长正面临人生重大抉择。

秦朝时的亭长，相当于现在的乡镇派出所长。

刘邦，这位时年四十七岁的泗水郡沛县亭长，奉命押送刑徒前往骊山服徭役，途中不断有人逃亡。

按照秦法，失职者将面临严惩。

面对这一困境，刘邦作出了与陈胜类似的决定——释放所有刑徒，自己则逃亡芒砀山中，逐渐聚集起一支小规模的反秦队伍。

陈胜起义的消息传到沛县后，县令惊恐不已。

在主吏萧何和狱掾曹参的建议下，县令决定响应起义，并派人召回刘邦。

然而当刘邦率众返回时，县令又反悔了，还要杀萧何、曹参，二人逃出城投奔刘邦。

在沛县父老的帮助下，刘邦攻入县城，杀死县令，被推举为“沛公”。

这一称号意义重大——“公”是楚国对县令的尊称，刘邦以“沛公”自称，表明他是在楚国的制度框架下起兵的。

刘邦最初的力量相当薄弱，仅有沛县子弟两三千人。他先后攻下胡陵等地，又还守丰邑，在秦军与各路诸侯的夹缝中艰难求生。

与出身贵族的项羽不同，刘邦没有显赫家世，他的队伍主要由沛县故友萧何、曹参、樊哙、夏侯婴等基层小吏和市井之徒组成。

这种平民色彩既是他的劣势，也成为了他日后能够突破六国贵族思维局限的优势。

陈胜死后，反秦形势急转直下。刘邦在经历几次战斗失败后，遇到了改变他命运的人物——张良。

这位曾策划博浪沙刺秦的韩国贵族后裔，此时正率领百余名少年寻找明主。两人一见如故，张良的加入为刘邦集团注入了重要的战略智慧。

面对秦军的反扑，刘邦决定投奔当时实力最强的项梁。

在薛城会议上，项梁确立了反秦联盟的领袖地位，并采纳范增建议，立楚怀王以号令天下。

刘邦在这次会议上获得了项梁资助的五千兵卒和十名将领，实力大增。

正如学界所言，薛城会议不仅是项氏掌控天下棋局的巅峰，亦是刘邦直冲云霄的开始。

项梁战死后，楚怀王迁都彭城，重新部署反秦战略。他作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决定：命项羽北上救赵，而派刘邦西进攻秦，并与诸将约定“先入定关中者王之”。

这一安排看似平衡了项羽与刘邦的力量，实则暗藏玄机——项羽面对的是秦军主力章邯、王离，而刘邦所面对的西路秦军则相对薄弱。

刘邦没有辜负这一机遇。

刘邦采取张良的建议，避实就虚，从武关进入关中，同时严明军纪，争取民心。

当项羽在巨鹿与秦军主力血战时，刘邦已兵临咸阳。

秦王子婴出降，秦朝灭亡。

刘邦入咸阳后，听从樊哙、张良劝谏，封存府库，还军霸上，并与关中父老“约法三章”——杀人者死，伤人及盗抵罪，尽除秦朝苛法。这些举措赢得了秦地民心，为刘邦日后夺取天下奠定了深厚民意基础。

当项羽率领诸侯联军四十万抵达关中时，发现刘邦已先入为主。

鸿门宴上，项羽本可轻易除掉刘邦，却因种种考虑放虎归山。

随后项羽屠咸阳，杀子婴，烧秦宫，大火三月不灭。

这些暴行与刘邦的仁政形成鲜明对比，民心向背已初见端倪。

项羽随后主持分封，自立为西楚霸王，王九郡，都彭城；封刘邦为汉王，王巴、蜀、汉中。

项羽说，衣锦不还乡，犹如锦衣夜行。

思归故土，溢于言表。

这种分封制实际上是战国格局的复辟，违背了历史走向统一的大势。

而刘邦的汉国虽然偏远，却保留了完整的行政体系和军事力量，为日后的反击埋下伏笔。

从沛县亭长到汉王，刘邦的崛起是楚国政治生命的另一种延续。

与项羽强调武力征服不同，刘邦更注重政治策略和民心向背。

刘邦始终在楚国的制度框架内活动——从沛公到受封于楚怀王，再到与项羽同为楚将。这种表面上的顺从，掩盖了他最终将取代楚国、建立新王朝的宏图雄心。

楚国的复活，将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在刘邦手中实现。

楚汉相争：两种楚国复兴路径的对决

项羽分封诸侯后不久，天下再度陷入战乱。

正如贾谊在《过秦论》中所言：“一夫作难而七庙隳”。

秦朝的暴政虽被推翻，但统一的秩序并未真正建立。

项羽试图通过分封制维持霸权，却无法解决诸侯间的矛盾。

而刘邦则在韩信、萧何、张良等人的辅佐下，悄然准备着东出的计划。

汉元年（前206年）八月，刘邦采用韩信“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”之计，突然杀出汉中，迅速平定三秦（章邯、司马欣、董翳的封地）。

这一胜利的关键在于刘邦对秦地民心的争取——三秦降将曾参与坑杀二十万秦军降卒，早已失去民心；而刘邦“约法三章”的仁政则深得秦人拥戴。

史家曾精辟地指出：“楚皮秦骨”的刘邦集团打出了汉军旗号东出函谷关，再一次携带秦人兵马发动了又一次“扫灭六国”的战争。

楚汉战争正式拉开序幕。

这场持续四年（前206-前202年）的生死较量，实际上是两种楚国复兴路径的对决。

项羽代表的是楚国贵族武力复国的传统路线，强调个人勇武和血脉正统；刘邦则代表了平民化的楚国新生力量，注重战略谋划和制度建设。

战争初期，项羽占据绝对优势。

彭城之战中，项羽亲率三万精骑长途奔袭，大破刘邦五十六万联军，杀得汉军“睢水为之不流”。刘邦仅率数十骑逃脱，连父亲和妻子都被楚军俘虏。

然而，项羽虽善战却不善用人，未能乘胜追击，给了刘邦喘息之机。

刘邦在败退中逐渐调整战略：他派韩信北上开辟第二战场，先后平定魏、代、赵、燕、齐等国，对楚国形成战略包围。

刘邦同时重用萧何经营关中，保障兵员和粮饷供应；又利用陈平的反间计，离间项羽与范增、钟离昧等重臣的关系。

这种文武兼备的全局谋略与项羽单纯依赖军事优势形成鲜明对比。

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，刘邦与项羽在荥阳、成皋一线展开拉锯战。

项羽虽屡战屡胜，却无法取得决定性胜利；刘邦则屡败屡战，实力却不断恢复。

这一阶段产生了许多著名典故：项羽以刘邦父亲为人质，威胁要烹杀他，刘邦却回答“幸分我一杯羹”；项羽要求与刘邦单挑决胜负，刘邦则笑称“吾宁斗智，不能斗力”。

这些故事生动展现了两人截然不同的性格和战争理念。

楚汉之争：两种楚文化形态的碰撞融合

楚汉战争的结果表明：单纯依靠武力复兴楚国的贵族路线已经过时，而融合了平民智慧与制度创新的新路径才是历史的选择。

刘邦的成功，不仅是个人的胜利，更是楚国文化生命力的体现——它以新的形式延续了楚国的政治生命。

楚汉之争的本质，是两种楚文化形态的碰撞融合。

项羽代表贵族化的“复古楚”——崇尚勇武、重视血统、坚持分封。

刘邦则代表平民化的“新楚”——务实权变、吸纳秦制、走向集权。

鸿沟对峙时，项羽以“烹太公”要挟，刘邦笑答“分我一杯羹”，将楚人特有的泼辣市井智慧发挥到极致。

刘邦的胜利标志着楚文化完成自我革新：政治上继承秦制郡县，文化上保留楚风民俗。

汉初“黄老之术”盛行，与楚地道家传统密不可分；《楚辞》成为宫廷文学，项羽《垓下歌》、刘邦《大风歌》皆以楚声抒怀，构建起汉帝国的精神底色。

西汉建立后，刘邦以“楚”为名分封同姓诸侯：韩信先封楚王，后改封荆王；其弟刘交为楚元王，辖彭城周边三十六县，楚地核心区自此形成稳定的行政单元——“楚国”。

此后两汉四百年间，“楚”作为王国或郡名始终存在，如东汉楚王刘英、广陵楚郡等。

魏晋至明清，“楚”的行政烙印持续深化：东晋设楚州（今江苏省淮安市），唐代山南东道、宋代荆湖北路皆涵盖楚故地，元代湖广行省覆盖楚文化圈，明清“湖广”虽地理泛化，但“惟楚有材”的认同始终未绝。今日“楚”作为湖北简称，正是两千多年文化记忆的凝结。